卡内皮:1922年3—4月)

作者: 网球天下  发布:2018-12-28

  同志们!我们已有整整一年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至少没有受到最直接的武装干涉和入侵的惊扰,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还是第一次。这一年里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把我们的力量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主要的、基本的任务上。

  在这方面,我们无疑才走了头几步。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相当冷静地估计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敢于正视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现实,那么所有的困难,所有现在才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够克服。

  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家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全部后果好象都凑在一起了,又是饥荒,又是最严重的经济破坏,一下子都落到了我们头上。这些灾难现在还远未克服。而且我们谁也没有指望这些灾难能够迅速克服。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和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只要我们能够象过去那样成功地摆脱国际方面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全力以赴去完成目前形势下必然产生的任务,那就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这些困难。

  运动正在全世界发展,虽然远不如我们某些用战时和结束战争时的速度来衡量它的人所期望的那样迅速,但毕竟在扎实、稳步、广泛、深入地发展着。现在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有了,只要我们同各国合作,善于冷静地估计自己的状况,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切困难。

  载于1922年3月28日《俄国(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公报》第1号

  (鼓掌)同志们!请允许我这次作中央的政治报告,不从年初开始,而从年终谈起。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是热那亚会议。不过我们的报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我在3月6日的讲话中,在这个已经发表的讲话中也谈了对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看法[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所以,如果你们不特别要求我说明某些细节,那就请允许我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热那亚会议,你们大体上都已经了解了,因为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用了很多篇幅,依我看,甚至是太多了,却忽视了我国整个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真正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需要。在欧洲,当然,是在各资产阶级国家,人们很喜欢在头脑里装满或者说塞满有关热那亚问题的种种无聊的议论。而这一次(当然还不仅这一次)我们却仿效他们,而且仿效得太过分了。

  应当指出,我们中央已经十分精心地设法组成一个有我国优秀外交家参加的代表团(现在我们已有相当数量的苏维埃外交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初期不同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给我国去热那亚的外交家拟定了十分详细的指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草拟这些指示,而且反复讨论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9—401、409—411、412—413、436—438页;本卷第34—39、65—66页。——编者注]。不言而喻,这里的问题,我虽然不说它是个军事问题,因为军事这个词会引起误解,但至少这是一个竞赛问题。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比其他派别强大得多的派别,正在想破坏热那亚会议。也有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会议并设法使它开成的一些派别。现在这后一种派别占了上风。最后,在资产阶级国家阵营里,还有一种可以叫作和平主义的派别,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也应算在内。这是一个试图捍卫住一系列和平主义建议、制定出某种类似和平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人对于这种和平主义是有明确看法的,这里完全用不着加以阐述。显然,我们不是以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我们再做生意,他们也要做生意。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而他们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虽然是在不大的程度上。

  我们以商人的身分到热那亚去,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个商人不善于掌握这种区别,不能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来达到实际目的,那他就是个蹩脚的商人。

  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热那亚会议一定成功。作这样的保证是可笑的、荒谬的。我应当说明,在对目前热那亚的各种可能性作最冷静最谨慎的估量之后,我还是认为,我们能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样说并不夸大。

  如果我们那里的对话者很识时务,不过分固执,那就通过热那亚会议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要固执到底,那就绕过热那亚会议。但我们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尽可以放心。我不能担保用多少时日,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往来中断的可能性如何,这一点我到下面有关部分再谈,不过我想,关于热那亚问题可以讲到这里为止。

  不用说,那些希望更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看了报上公布的代表团名单还不满足的同志,可以选出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小组来了解中央的所有材料、信件和指示。当然,我们所拟定的细节是假设性的,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谁会出席这次热那亚会议,会提出哪些条件,是先决条件还是附带条件。在这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极不适当的,我认为,甚至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再说一遍,代表大会完全可以通过小组或委员会收集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已经公布的和中央拥有的各种文件。

  我就谈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相信,我们最大的困难不在这个问题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不应放在这个问题上。欧洲资产阶级报刊故意吹嘘和存心夸大这次会议的意义,欺骗劳动群众(在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和共和国里,十分之九的资产阶级报刊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受了一点这种报刊的影响。我们的报纸仍旧受着资产阶级的老习惯的影响,不想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因此我们小题大做,掀起了不必要的喧嚷。其实,对于人说来,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历过1917年以来的严酷岁月、见过自那以后各种严重的政治局面的人说来,热那亚会议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我不记得,不仅中央而且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意见分歧或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人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尽管他们中间有各种微小的差异。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以商人身分去热那亚的,是为了寻求发展贸易的最有利的形式,这种贸易已经开始,正在进行,即使有人能强行使之中断一个时期,但过后它必然还会发展起来。

  因此,关于热那亚会议就简短地说到这里,现在我来谈谈我认为是过去一年和今后一年中的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或者说,至少我的习惯是如此),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

  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报告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和不可剥夺的成就(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深信无疑),那也不过是从开始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多,可是我们这一年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后来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来检验,比如由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来检验。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讨论如何吸取上一年的经验、如何为下一年提供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入侵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种结合,还顾不上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代表大会[65]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的发展,由于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资本主义旧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制定的建设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推翻,为了不致被可能夺走全部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入侵所扼杀,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摇摆。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的各种评价,真觉得好笑。这些评价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一再说者至今仍在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们这里的者自己都已忘记的事情[66],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唠叨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自然是狡猾撒谎之徒,说他们向欧洲隐瞒内部的意见分歧。读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想:就让他们执迷不悟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持这种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看出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着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这种结合。我们的报刊现在还常常到处探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但是找的不是地方,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在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接着一切从头做起。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要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想务必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想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一切都应当服从于这种打算。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因为他们要摆脱惨遭饿死的直接威胁,哪里还顾得上卖弄聪明呢?)。

  要让人看到这种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体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与地主当政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少数农民境况的改善不同,那时每一点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都是同对庄稼人的讥笑、侮辱和嘲弄分不开的,是同对群众的暴行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们下一年度的主要政治准则。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贷款给我们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时间虽然拖延了好几个月、好几年,但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学会了,你们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眼前要做的事情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虽然缓慢百倍,却能坚定地稳步前进,使他们随时看到我们毕竟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应当直率地说清楚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较为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和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以及整个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人运用商业方法,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进行实际竞赛。请作实际的比较吧!我们过去写了纲领,许了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不过不是通过那些正在由员建立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机关非常好,虽然在苏维埃机关系统中,在党的机关系统中都设有这种监察机关,虽然它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的监察机关,这种检查从农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看来是可笑的,但从我们的建设来看决不可笑。我们现在正在建立这些监察机关,但我这里说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一种着眼于民众经济的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象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因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一种议论,而这种议论说出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内在原因。“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这条老早就有的论点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旁边资本家在活动,在抢劫,在攫取利润,但他们有这种本领。而你们呢,你们试行新的一套,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简直象圣人,真可以活着升天堂,但是,你们会不会办事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但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指责,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分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一种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真正的检查。

  人得到的贷款比任何其他政府多,而且可以一再延期归还。当然,人曾帮助农民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所以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有一定的期限。接着就要检查了: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训,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能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注:原文为“гострест”,并不是地道的俄语词。——编者注](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不会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经营,让我们从头学起,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就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谁这样想,谁就是无知的人,没有学过——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过,而在于需要阐发纲领、号召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庄稼汉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能在竞赛中取胜。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外国的私人资本家参加,也有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就在农民目前这种十分愚昧的情况下(因为要在短期内使农民改观是不可能的),也能帮助他们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我们这里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这你们都知道,又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是同上述困难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15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你看,不是去争论),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作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комчванство。问题在于负责的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67],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哪怕我们能改变一下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这种状况,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信念回去:我们不懂这一行,我们要从头学起。我们毕竟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说,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认为你是员,那是非党店员,也许还是白卫分子,甚至确实是个白卫分子,但他却会办经济上非办到不可的事,而你却不会。如果你是负责的员,有成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有和苏维埃的“勋章”,只要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使全体员普遍相信,现在我们俄国最忠诚的负责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克服我国政治经济困难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或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作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是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68]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象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始这项工作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对于他们,对于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们是可以迁就的。你们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告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应该在这个基本领域从头学起,而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谈过了。[注:见本卷第8—15页。——编者注]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在同志们的私人来信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提纲,提纲要求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停止退却,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我们已经到达新的地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从各方面听到过不少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慌乱的喊叫声。有些人说,你们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退得不对,例如,那个叫作“工人反对派”[69](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70]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

  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象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感情和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71]也许我现在已经很难体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尽管我在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侨居过好多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我们不能保持住迅速夺得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迅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会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喊叫,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喊叫(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使我们这里发生过局部的偏差,即违反纪律,不能正常地退却,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假如全军(我打个比方)在撤退,那就不会有全军前进时的那种情绪。这时处处都会看到某种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诗作。

  可以理解,这是退却造成的。正是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情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半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评论奥托·鲍威尔新著的文章,[72]我们大家过去曾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在宣传这些东西,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感到惊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在退却,而我一直主张退却,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作风有多厉害!”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73]。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这种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我讲这话的意思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我讲的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诚然,这种公司还很少。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委员会[74]批准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当然,由于我们各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数量还不多。这个小小的却又是实际的开端表明,对人已作出评价,根据他们的实践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尽管如此,当这些机关考查员时……你们瞧,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权威的。(笑声)而当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同人一起办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总算会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毕竟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很充沛)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而一年来还只办了17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笨拙,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为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如果资本家连起码的活动条件都没有,他们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揍我们,会把我们揍得几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停止退却了。

  侦察探明,同资本家签订的合同并不多,但毕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

  商人们却在嘲笑人,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75]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挖苦我们,我们动手迟了,错过了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令,这个指令应当结束忙乱现象。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需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所以用这种那种形式把这个口号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俄国流亡者中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的一些著名人士,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应当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人说是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装作人的样子,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象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而我断定,这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演变。”我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谎言,“комвранъё”,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它不说这种谎言,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在我们周围经常听到的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国家中通常都这样写而不许有另一种写法,而是由于这确实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亚洛夫虽然是立宪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起他们中间某些装得很象人的人要好得多,这种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信仰上帝,也许信仰革命。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员或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可救药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象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不错,这里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印象,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作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和俄国的负责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一点,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因为是可以学会的,但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的人不学习。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76]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韦谢贡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韦谢贡斯克的这位同志看来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着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者参加工作,怎样用当时的办法,即以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相威胁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人被吸收参加了恢复工厂的工作。我们知道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工作的(笑声),所以用不着详细讲,而现在我们正用另一种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请看他的结论:“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韦谢贡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害,给了他致命打击,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100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90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给剥削者以致命打击,使他不能为害,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说过的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给他们致命打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韦谢贡斯克的那位同志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只靠员的双手来建立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是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确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确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确定这条道路。确定这条道路不仅靠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说:“你是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一直听你的,可是现在你如果不会经营,那就走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如果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而有的员自以为我什么都懂,因为我是负责的员,我打败的不是什么店员,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最常见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并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要做的。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我们的法院都要做,而且不应当象以前那样软弱无力,要记住,它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不过这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当施加点压力,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即用非人的手来建设,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那就是要找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让农民说:“不管饥饿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多么严重,但我看到,尽管对这个政权不习惯,尽管它很特别,但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以感觉到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与我们共事的、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人这样工作,使我们能够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一些有益于的事情。目前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过多少通告,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们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务,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而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

  现在我想举两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们管理工作搞得怎样。我已经说过,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拿一个国营托拉斯来做例子。但是请原谅,我不能用这种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至少需要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个国营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没有可能作这种研究,因此我只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控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另一个是顿巴斯地区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不很恰当,但是,我举不出更好的例子。不过用这个例子也能说明我的基本意思。你们从报上都知道,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我偶尔来莫斯科稍事逗留,就发觉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不好,办事拖拉,对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既然怨言变得特别激烈,我就试一试把事情搞清楚,抓住一件具体的事情,哪怕来一次寻根究底,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架机器为什么不转。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购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公民。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得到协约国领导者的同意,或得到彭加勒以及其他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核准而为国际政治服务(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但事实是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参加了这笔生意,因为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出售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挨饿的情况会更严重,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尽人皆知的素质来看,大概也运不来。

  他们卖肉罐头(当然是指不完全变质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货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决不那么简单了。我没有可能直接查问这件事,但组织过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调查统计的数字[77])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并不过分指靠大批负责工作人员,一开始就用了擒牛抓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一项决议(我没听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进口食品是可取的,并请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哭诉,简直是绝望的哭诉。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根本无法买下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政治局已经作出一项决定,所以只对办公厅主任说,调查一下,把文件找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办妥了,我们买来了罐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商量办事,能够正确确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对这一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就会是世界上较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一笔交易都把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拉来——克拉辛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拉这些同志来管购买法国公民的罐头事宜。不能这样工作。这里说不上新,说不上经济,也说不上政策,而简直是开玩笑。现在我有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调查材料: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也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但这点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手头。

  我在2月底回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哭诉,说“无法买下罐头”,而轮船就停在利巴瓦,罐头就在船上,人家甚至同意我们用苏维埃货币购买真正的罐头!(笑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变质(这里我要强调“如果”,因为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到时不会再派人作第二次调查,不过结果如何,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如果罐头没有变质,已经买到手,那我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事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动不了吗?从我手头的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负责的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员骂跑了。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我还看到,一个负责的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就不同你谈话。”看了这件事的经过,我想起25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情景。那时我是个地下律师,因为我是个行政流放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件。最困难的是弄清问题所在。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当然从她的亲戚如何如何讲起,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把状纸的副本拿来。”她谈她的白母牛。对她说:“去把副本拿来。”她就边走边说:“没有副本,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流放者说起这个副本就好笑。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上我这里来的人都带着副本,这就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为什么控告,有什么冤屈。这是25年前在西伯利亚的事,那个地方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几百俄里。

  但是,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他们是不可侵犯的,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1—462页。——编者注]而现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笑声)其实从以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这无非是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的积习——手忙脚乱,毫无章法。他们先是东奔西跑,贸然从事,然后再动脑筋,而在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一切困难的国务问题是需要提到政治局去的,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到,但是,遇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事,请务必带着文件去办。你可以先发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电话稿副本送交瞿鲁巴,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紧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当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到。如果问题不能靠行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随身带着,告诉对方:“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可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毫无准备,和照惯常一样忙乱一气,成立几个委员会,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得以进展。这是典型的事例。这种事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某些州的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城市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严重百倍。

  在我们的斗争中应当记住,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有文化,办事能井井有条。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员,说他们办事不认真,那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都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院,法院应当传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作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还有怠工者,必须同他们作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都更有害,怠工者不需要别的,只要看到两个员彼此争论应该什么时候提到政治局去以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这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支持其中的一个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了。事情就永远完蛋了。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争论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取得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令。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顿巴斯。你们知道,这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中心,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恢复到应有的水平,那就根本谈不上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地区并没有把琐碎问题毫无道理地荒谬可笑地提到政治局来,那里提出的是真正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应当密切关注我们整个经济真正的中心、基地和基础,使那里确实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那里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是有学识有才干的人,甚至说他们有才华也错不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乌克兰是个独立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它在党的关系上有时——怎么说得客气一点呢?——采取躲避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找到他们头上,因为那里管事的人很狡猾,而乌克兰中央,不说是在欺骗我们,也总是同我们有点疏远。为了弄清这全部情况,我们这里的中央委员会研究过,发现有摩擦和意见分歧。那里有个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当然,在小矿井利用委员会同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之间有激烈的摩擦。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班子,如果发生摩擦,就向我们报告,甚至可以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地区的人不仅忠诚,而且能干,应当尽力支持他们,假如他们还没有学会工作,那就应当让他们学会。结果,乌克兰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我不知道会上的情况,只知道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还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中央委员会还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看来,那里有人捣鬼,事情乱成一团,就是让党史委员会来研究,十年也搞不清楚。实际结果是,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这一班人被另一班人取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根本上说,这班人中间有些人虽然具有各种良好的品质,却犯了某种错误。他们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78]在那里我们是同工人打交道。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

  要善于正确地安排工作,使工作不落后,能及时解决所发生的摩擦,不要使行政管理脱离政治——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农民群众的联系。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只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顿巴斯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同我们其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央委员会曾一致要求:“留下这班人,即使是些小冲突,也提到我们中央来解决,因为顿巴斯不是无关紧要的地区,没有它,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可是实际表明,我们的全部政治权力和中央的整个威信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说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会正确安排人员,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被打断。我们没有这种本领,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我认为,谈到我国革命和估计我国革命的命运时,我们应当严格区分出哪些革命任务已经彻底完成,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成果载入了摆脱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转折的史册。我国革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业。当然,可以让孟什维克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奥托·鲍威尔去叫喊“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我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正如一家白卫分子的刊物所说的,我国的国家机关有400年的积粪,而我们用4年工夫就清除干净了——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功绩。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不但在我国,甚至在先进的文明的德国,都不能把中世纪的积粪清除干净。而他们却指责我们的最伟大的功绩。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不可抹杀的功绩。

  现在可以闻到战争的气息。一些工会,例如改良主义工会,已通过反对战争的决议,并威胁说,要用罢工来反对战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不久前我看见报上有一则电讯说,在法国议院中,有一位杰出的员发表了反战演说,[79]他指出,工人宁愿起义,不愿战争。现在不应当象我们在1912年公布巴塞尔宣言[80]时那样来提问题。只有俄国革命才指明了怎样才能摆脱战争,这要费多大的气力,用革命手段摆脱反动战争意味着什么。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在解决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时,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过去有几千万人被屠杀了,现在还会遭到屠杀。要知道,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用不是为哪一个政府效劳而是推翻它们的革命手段摆脱了反动战争,这就是俄国人民,是俄国革命使他们摆脱了战争。俄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受苦受难,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人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我们还做得很不好,哪些还没有建立起来,哪些还要多次重新做起。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革命的俄国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注意到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因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都十分明白,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武装抵抗。当时称雄世界的协约国向我们进攻,要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来了。员能同他们作斗争。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退却和严格遵守纪律上。谁要是稍微发出点惊慌的声调或破坏纪律,他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同那些习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任何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一起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秩序。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

  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了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一个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的革命家,是难以领会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对此在政治上应当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前进得太远了,所以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所有的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境况近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争得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每天从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的消息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作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平凡的小任务,是些小事情,可是我们在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做的,但决不要向人民灌输这些东西,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分配。要这样做,我们的工厂和设备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商业来供给,而且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都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戒备,并且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限度。我们面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不过是在寻找扼杀我们的方式。而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有许多事情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危机不过于严重,那甚至还可能有好处,因为它会把所有国营托拉斯中的员清洗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做这件事。财政危机能清理我们的机关和企业,其中不中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垮台都归咎于专家,说什么负责的员都很好,他们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贯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是不过分严重,那么从中还可能得到好处,它不会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81]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机构的组织——这些事将根据需要由负责的员和苏维埃机构来做,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再次克服一切困难。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苏维埃机关,苏维埃各高级机构以及党同它们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不许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不转动了,为了保持这种联系,加米涅夫就不得不加倍地工作。由于近期我未必能回来工作,全部希望就寄托在现在还有两位副主席这一点上,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过的瞿鲁巴同志,一位是被德国人清洗得非常干净的李可夫同志。原来连德国皇帝威廉对我们也很有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有个外科医生,这个医生给李可夫同志治过病,切除了他身上的坏器官,把它留在德国,而给他留下了好的,所以给我们送来的李可夫同志全身都是清洗干净的好器官。[82]如果以后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不开玩笑了,现在来谈谈主要的指令。在这方面中央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会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批准旨在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加强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指令。要使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的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应当制止什么小事都找中央的做法,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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